李宏圖
  當下我們一談到搜尋行銷啟蒙運動,腦子裡自然而然的第一反應肯定是18世紀法國的啟蒙運動,此乃不爭事實;改革開放以來,國人欲師法西方、進行啟蒙,借鑒西方思想、文化以及知識樣式,此處的啟蒙也多指法國的啟蒙運動。
  這樣一來,從思想史的視角來分析,便會發現我們現代觀念的塑造、建構或有一點偏狹,也就是說,其來源大多傾向法國的啟蒙運動。因此,我們一定要票貼放開自己的視野,去重新考量 “啟蒙運動”的範疇。
  其實,上世紀80年代以後,國際學術界對18世紀啟蒙運動的關註興趣已經開始發生轉向。發生在法國之外其它國家的啟蒙運動,同樣令人矚目,如德意志啟蒙運動、意大利啟蒙運動、蘇格蘭啟蒙運動,包括中國明清之際啟蒙運動等等。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蘇格蘭啟蒙運動成為了整合負債一大研究熱點。
  市場、法律、道德九份民宿,是蘇格蘭啟蒙運動為現代歷史發展作出的偉大貢獻
  “蘇格蘭啟蒙運動”這一術語的提出,實則並非起於20世紀80年代,早在1900年,威廉·羅伯特·斯考特(William Robert Scott)便在自己研究弗蘭西斯·哈奇森(FrancisHutcheson)的一本著作中首次提出了“ScottishEnlightenment”的概念。斯考特將哈奇森奉為蘇格蘭啟預防癌症蒙運動之父,意即開創者。後來“Scottish Enlightenment”這一術語逐漸沉寂,無人對其加以深化析義,一直到20世紀的60年代-70年代,才有史學家將蘇格蘭啟蒙運動的課題繼續推進研究下去。
  針對蘇格蘭啟蒙運動的大規模研究復興於上世紀80年代。當時啟蒙運動研究如火如荼的大背景使得蘇格蘭啟蒙運動也受到了應有的關切。在這一過程中,有兩種力量的介入:一是劍橋學派的代表性人物波考克(JohnG.A. Pocock),眾所周知劍橋學派一般不太處理蘇格蘭的歷史,然而波考克有點例外,他因為對蘇格蘭啟蒙運動的關註,特意開了研討會,寫了文章。另外還有一個歷史學家羅伊·波特(Roy Porter),曾在個人專著中提及“蘇格蘭啟蒙運動長期受到冷遇,可謂學術研究的一大黑洞”,他在第一章即以“黑洞”為標題,倡導蘇格蘭啟蒙運動本應被人們重視。不過,波特是將蘇格蘭啟蒙運動置於英國啟蒙運動的背景之下展開討論的,他認為17世紀的英國已開展了啟蒙運動,所以書的副標題是“英國創造的現代世界”,由此,作者將蘇格蘭啟蒙運動包容於英國啟蒙運動之內進行理解和考察。
  真正將蘇格蘭啟蒙運動作為獨立思想運動來進行研究的學者,像布羅迪 (Alexander Broadie)、安德魯(An-drew Skinner)、克裡斯多夫·貝瑞(ChristopherBerry)等,如前所言,主要活躍在80年代。布羅迪撰寫了不少基於蘇格蘭啟蒙運動主體的著作,其本人是兩院院士——英國學術院院士、蘇格蘭皇家學術院院士,地位極高。而80年代之後直至今日,蘇格蘭啟蒙運動的獨立性、重要性終於可與法國啟蒙運動比肩,成為了學術界研究的重點內容。
  在這一研究的過程中,我們究竟該如何理解蘇格蘭啟蒙運動與法國啟蒙運動的差異?仔細品讀所有的研究文本,你會發覺總有不由自主、不約而同的比較性視角在發揮影響。康德曾經對 “什麼是啟蒙運動”作過一個回應,強調了“運用理性”的主旨:如果人們不敢運用自己的理性,那麼不成熟的狀態是自己加給自己的。康德對啟蒙運動的理解就是敢於運用自己的理性,這也成為了他對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的一個重要界定。有鑒於此,在回答什麼是蘇格蘭啟蒙運動這個問題的時候,很多學者大都採用了 “康德範式”進行解答。正是在對兩者的比較中,我們能夠挖掘出蘇格蘭啟蒙運動有別於法國啟蒙運動的內在特征,及它對現代世界的意義何在。
  在隱含了比較視角的前提下,我們可以看出18世紀法國的啟蒙思想家強調運用理性的批判,批判當時的君主專制,批判貴族特權為基礎的等級社會,批判教會的迫害和宗教的狂熱。 18世紀的啟蒙運動前所未有地看重人的理性,在理性的高揚與理性的批判當中,建構起未來社會的圖景,其中最重要的是這樣三個層面:自由、平等和寬容,後來發展成為自由、平等和博愛。這正是法國思想家最引為自豪的地方,是他們對現代世界的偉大貢獻。而蘇格蘭啟蒙運動則恰好與之略呈相反之勢,休謨(DavidHume,蘇格蘭啟蒙運動最重要的思想家、哲學家之一)就認為,人的科學(Science ofMan),重要的地方在於站在科學的維度上。蘇格蘭啟蒙運動思想家對未來社會的理解、設計與法國的思想家們完全不一樣,他們提出了“商業社會”(亞當·斯密 Adam Smith)、“文明社會”(弗格森 Adam Ferguson)的基本概念。弗格森還專門寫了本《市民社會史》(History ofCivil Society,也被譯為《文明社會史》)的書,論述了未來社會的基礎架構——市場、法律、道德。這三大基礎要素,可說是蘇格蘭啟蒙運動為現代歷史發展作出的偉大貢獻。
  這其中牽涉面極廣,關聯到的思想家也很多。弗蘭西斯·哈奇森無疑是整個18世紀蘇格蘭啟蒙運動最重要的人物,這個被斯考特奉為蘇格蘭啟蒙運動之父的思想家是格拉斯哥大學的道德科學教授,他與亞當·斯密(《國富論》作者,也是格拉斯哥大學的道德哲學教授)、托馬斯·里德(ThomasReid,蘇格蘭常識學派的創始人)三人間是師生關係。還有大衛·休謨 (與斯密有師友情誼)、亞當·弗格森(社會學家、歷史學家)、杜格爾德·斯圖爾特(DugaldStewart,哲學家、數學家,也是斯密的學生)、約翰·米拉(JohnMillar,社會學家)、威廉·羅伯森(William Robertson,歷史學家,愛丁堡大學校長)、詹姆斯·瓦特 (JmaesWatt,蒸汽機發明者)等等。這些蘇格蘭啟蒙運動思想家所涉及的領域包括政治、經濟、哲學、歷史、數學、醫學、宗教、自然科學、道德科學……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醫學領域,其醫學模式與以往相比有顯著的不同,在18世紀領先於全世界,當時的愛丁堡也被公認為“北方的雅典”。
  更深刻地認識:“理性”本身在驅動或實現“社會變化”方面有局限性
  具體展開,蘇格蘭啟蒙運動思想家討論的焦點在於,他們不同意法國啟蒙思想家對理性一味的高揚,認為在此之外,還應該尊重社會既有的習俗和習慣。 “蘇格蘭啟蒙運動”和“法國啟蒙運動”的基本區別在於前者更深刻地認識到“理性”本身在驅動或實現“社會變化”方面的局限性。在這一方面,思想史家已經有很好的解釋:第一,蘇格蘭人把諸多行為視為習慣性的(habitual),而非視為深思熟慮下推理的產物。舉個例子,在中國,人們不假思索地用筷子吃飯,而不假思索地使用刀叉則是西方世界的習慣。第二,習慣的力量是如此地強大,因此筷子一旦被認定是“荒謬的”,那麼法國人便不再使用,而蘇格蘭人則認為理性之力弱於習慣之力,沒有必要做出變動。其三,個人習慣在風俗和制度中有社會對應物,蘇格蘭人將制度視作“粘性的(sticky)”,即“它抗拒變化”;而法國人則傾向於認為,一旦他們認識到了“制度”的非理性,那麼不合理的制度便會坍塌。最後,我們便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對於蘇格蘭人來說,不僅社會變革是緩慢的,而且連社會變革的原因也是社會性的,而非完全出自理性設計的。
  由此,這些18世紀蘇格蘭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對未來社會的構想和基礎也就表現出很大的不同。在法國啟蒙思想家看來,人們要用理性來設計未來的國家,以自然狀態、社會狀態、社會契約理論去描寫未來社會的圖景。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這種十分理性、異常鮮明的邏輯推論及其衍生出的理論體系,在蘇格蘭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看來,需要進行批判。休謨對社會契約理論的批判尤為堅決和突出,他認為這一理論首先預設了一個前提條件的假設,人們本是生活在自然狀態中的,如何便能一致同意達成社會契約,進入到社會狀態?在休謨看來,這個理論完全是邏輯推理而已,經不起歷史的推敲和驗證。因此,蘇格蘭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最終發展出了自己的獨到觀點,什麼是未來社會的基礎?一個政治上的契約,或者說是從自然狀態到社會狀態、所有人把自身權利讓渡出去的契約,並不是建構未來社會的基礎;同樣的,一個政治性的主權在民,或者說是人民主權也並非我們所要建構的未來社會樣式。我們現在須建構另外一種未來社會樣式,這種社會樣式是什麼?正是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闡釋的形成一個商業社會,每一個人都參與到市場交換的活動中去的社會。
  今天的格拉斯哥大學把亞當·斯密看作是他們最偉大的一個學者,也是學校聲譽的代表。斯密在其不朽的經典作品《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中說道,“一切人要依賴交換而生活,或者說,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為商人,而社會本身,嚴格地說,也成為了商業社會。 ”如此,市場交換成為了未來社會的重要基礎因素之一。 《國富論》里的定義、結論非常清楚,現在的一些學者,包括國外的研究者,都認為亞當·斯密的理論不啻一個革命性的轉折。為什麼譽其為“革命性的轉折”呢?我個人的理解是人們從自然狀態進入到社會狀態,靠的不是一種政治性的契約,而是通過市場的交換——一個更密切、更頻繁、更自發的交換過程,才把所有人都緊密地聯繫到了一起,這才是構建一個現代性社會的基礎。
  (下轉A2-11版)
  (上接A2-10版)
  把商業社會、文明社會聯繫起來看待:文明程度取決於商業發展
  不僅如此,這裡還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法國啟蒙思想家以及在此之前的英國思想家,都是通過社會契約論來論證人的權利,並論證如何保障它的。例如在洛克那裡,僅僅於政治層面進行討論,只有人們進入政治社會後,我們的權利才能得到有效的保護。但問題在於,僅僅靠一個政治的維度、通過法律途徑不能完全保障我們的權利,一個社會還會出現衝突,那麼如何解決衝突?同時,在政治性社會契約基礎上形成的社會在18世紀的思想家們看來是虛構的,這是一個非歷史的理論。因此,現在還應該找到一個新的社會理論基礎,以便更好地解決社會衝突,更有效地保障人們的權利,確保社會的穩定和良好運轉。於是,亞當·斯密引入市場的緯度,經濟的緯度,回答了實現公民權利的社會基礎是什麼樣的問題,其不再是政治性的,而是必須依靠市場。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把亞當·斯密的理論評價為是革命性的,其論證的前提也是革命性的。首先應當提到他所指出的“利己,也是市場交換的前提之一”,他舉了很多例子,比如麵包師,他出售麵包參與市場交換並不是出於利他,在一開始怎麼可能是利他呢?起點只能是利己。但這不是自私自利,我們的語境中把利己理解成為了自私,這是不對的。其實利己是很正常的,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出於利己的起點,通過市場交換的方式最後卻利他了。市場的交換就是利己和利他的結合,通過市場交換,實現利己和利他,實現個人財富和社會財富的增加,實現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雙贏。他說,像在其它場合一樣,他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儘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
  市場交換這一自然紐帶把大家聯繫到了一起。與此相類,在市場交換中也解決了以前所出現的社會衝突矛盾。也就是說,保障我們權利的最好方式不僅靠社會契約、法制和政府等這樣一些政治性的安排,還需要靠市場交換。在市場交換中,我的麵包賣出去了,我的權利得到了實現,同樣你也有麵包吃,你的權利也得到了實現。不僅如此,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服務於市場的各種組織機構,例如中介機構,地價不是政府說了算的,是評估師說了算的。因此亞當·斯密認為人們不要干涉市場的交換,國家不要干涉它,應該讓它自由發展。 “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經完全廢除,最明白最單純的自然自由制度就會建立。每一個人在他不違反正義的法律時,都應聽其完全自由,讓他採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勞動及資本與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階級相競爭。這樣,君主們就被完全解除了監督私人產業、指導私人產業使之最適合社會利益的義務。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政府是守夜人,其功能是維繫市場交換秩序不受外力的干擾。市場越發展,其所產生的經濟領域越豐富,也就意味著社會發育得越健全,個人和社會財富也增長得越快。
  我們必須對亞當·斯密所說的市場自由有全面的理解。講自由的市場交換,他預設了很多條件,自由的市場是有前提的,他的三本書分別體現出了這樣的主題。如果說《國富論》中的市場交換是平等下的自由交換;《道德情操論》認為參與交換的人是以同情為基礎的,具有道德的自我約束,不像霍布斯說的弱肉強食;《法學要旨》則強調以公正為核心的制度作為市場運行的框架。如果法律不健全,那麼強調市場自由就是危險的市場自由。亞當·斯密認為市場交換活動需要每一個人都是獨立自主的個體,能夠自由支配本人的財產權,因此產權問題非常重要。另外還有勞動分工問題等等問題。 《國富論》出版於1776年,格拉斯哥大學珍藏了該書的原始版本,我們都知道,斯密的另外一個偉大貢獻在於他把經濟學獨立成一門學科,稱其為政治經濟學,這樣一個現代知識體系是在亞當·斯密那裡首次成型的。
  這一時期,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在思想理論上的另一貢獻就是創造出文明社會理論。亞當·弗格森提出了兩個重要思想:一是市民社會就是一個商業社會(commercial society),是一個以市場為基礎的社會。只有在市場社會下我們才能夠把“Civil Society”翻譯稱為市民社會,在洛克那個時代這種翻譯就不可行。第二個觀點,這樣的一個社會也是一個文明的社會,“Civil”在這裡轉變為文明的含義。其實古羅馬時代這個詞就有文明的含義,只是這層內涵沒有被很好地演繹,之前僅在政治層面討論其公民的含義而已。弗格森於此時將這個含義重新激活,儘管他是在警惕商業文明或許帶來文明的衰落,但他已經把市民社會、商業社會、文明社會聯繫起來看待。 商業社會是文明的(civilized)、有教養的 (cultivated)、文雅的(pol-ished)和繁榮的(thriving)。弗格森說商業社會是一個文明的社會,文明的程度跟商業技術的發展聯繫在一起。商業技術越成熟,商品化程度越高,這個社會越文明。例如,財產的保護可以通過民事訴訟程序的形式得以實現;商人為了長久獲利,會養成誠信守時和交易公平的品德;普通大眾也變得勤勉努力,彬彬有禮,性情更溫和,在發生衝突時,會依據契約和書面協議來處理紛爭。總之,在商業社會中,“Commerce”既是商業 (指物品的交往),也指交際(communication),因為商業化或者市場化帶來的是人際關係互動的頻繁,交往密度的強化,由此帶來交際(交易)規則的確立和自我的約束,以及外在約束機制的確立,這是一個去暴力化、和平化、文明化的過程。
  大學是蘇格蘭啟蒙運動的重鎮,是它最堅實有力的堡壘
  蘇格蘭啟蒙運動在科學上也為人類作出了偉大的貢獻,瓦特的蒸汽機就是這場啟蒙運動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基石,沒有瓦特的蒸汽機,也就沒有後來的工業革命,他本人因此而永垂青史。有趣的是,在瓦特發明蒸汽機過程中,也有一個近乎牛頓發現萬有引力的傳說。當瓦特受領一位教授讓他修理廢棄多年的一臺蒸汽機時,他想到了不僅要修理好,最好趁此機會作出些改進。他苦思冥想,一天,他在市中心的“格拉斯哥綠地”散步的時候,突然來了靈感,按照這一靈感,瓦特發明瞭“蒸汽機”。今天,也把瓦特的這個傳說寫成為“格拉斯哥綠地”(Glasgow Green),類似於牛頓的“蘋果樹”。另外,在研究瓦特發明蒸汽機的過程中,歷史學家包括英國的歷史學家對他在格拉斯哥大學具體擔任職務的介紹可謂眾說紛紜,語焉不詳。為此,筆者特意前赴格拉斯哥大學的檔案館一探究竟,最後查到物理系教職員工的名錄:一共13個人,詹姆斯·瓦特位列第八。估計當時教師的薪酬待遇也不怎麼樣,全體人員每個月工資才23鎊左右,而瓦特先生的工資標準就愈發“可憐”了,10.6先令,連一鎊都不到,貌似處於墊底的行列。迫於生計,瓦特在格拉斯哥大學裡面開設了一個小商店,出售一些古舊地圖,幫助人們修理一些器物,以此補貼生活所需。而關於他的身份,在這份文件中顯示他當時的職務是“instrumentworker”,表明瓦特在格拉斯哥大學物理系擔任的不過是修理工的角色。一張瓦特親筆簽收的條子上可見“修理廢置蒸汽機”的說明,還有瓦特列出的器材購置清單,一筆一筆的“流水賬”,當然,學校也給了應發的補貼,一共5.5英鎊。看著這些兩百年前的舊物,你會覺得頗為親切,也饒有意義。據說,瓦特晚年亦有感於自己所有的發明皆受惠於大學的科學氛圍及開明體制,故在身後捐贈300英鎊專款設立了一個科學獎勵基金。最後需要指出的是,在這一層意義上,蘇格蘭啟蒙運動和法國啟蒙運動也有不同,法國啟蒙運動誕生在貴族的沙龍里,而在同一時期,大學則是蘇格蘭啟蒙運動的重鎮,是它最堅實有力的堡壘。正由於此,瓦特這樣的“小人物”創造出了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大發明”。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蘇格蘭啟蒙運動思想家對未來社會的理解、設計與法國的思想家們完全不一樣,他們提出了“商業社會”(亞當·斯密 AdamSmith)的基本概念。
  法國啟蒙運動誕生在貴族的沙龍里,而在同一時期,大學則是蘇格蘭啟蒙運動的重鎮,是它最堅實有力的堡壘。正由於此,瓦特這樣的 “小人物”創造出了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大發明”。
  (原標題:另一種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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